讲信修睦，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特质
讲信修睦是推动对外和谐交往的重要准则。“诚信者，天下之结也。”国与国之间想要和睦交往，也需以讲究信用、友爱亲厚为基础。《尚书》记载，帝尧“允恭克让”，有诚信、恭谨、克己、礼让的德行，不仅使九族亲睦和顺，而且使天下的百姓也都能友好和睦。帝尧的四种道德品质，正是讲信修睦的价值体现。相反，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做到讲信修睦，就会众叛亲离。《左传》讲道：“匹夫一为不信，犹不可也，单毙其死。若合诸侯之卿，以为不信，必不捷矣。”普通人尚且不可作出不守信用的事，如果会合诸侯也不守信用，则必然不会成功。古人在处理外交关系上讲求“怀远以德”，管仲建议齐侯以礼和德为基础与诸侯修好，“君以礼与信属诸侯”，与其他国家保持和睦亲顺的关系。因此，讲信修睦对于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。
02
讲信修睦与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塑造
讲究诚信，谋求和睦，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深植于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中，与讲仁爱、重民本、守诚信、崇正义、尚和合、求大同等价值理念密不可分。
讲仁爱、重民本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之灵魂。“仁者爱人”“仁及草木”，故能“亲睦九族”“远人来服”。讲信修睦是君子仁人的价值追求，若能以信德行于天下，为人亲厚友爱，则能为人所信任，此即为“行仁”。子张问“仁”于孔子，孔子曰：“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。”孔子所言的“五者”即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，全部体现了讲信修睦的价值观，所以，讲信修睦的要求内在于“仁”的理念之中。讲信修睦还体现于民本思想中，民心向背是政权稳固的根本，讲信修睦是获得民心的前提。“德惟善政，政在养民”，如果不能做到讲信修睦，政府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、做好事还是坏事，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、做坏事。可见，讲信修睦作为治国之要的伦理准则，在中华文明精神中促成了以仁立身的价值指南，形成了重民、爱民的政治传统。
守诚信、崇正义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之基石。中华传统文化强调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，守诚信、崇正义是人立身处世之本，是社会和谐之基，与讲信修睦的价值要求是相通的。“君子贞而不谅”，讲信修睦不能拘泥于小信，必须讲大信，在民族大义面前，以崇正义为先。讲信修睦与崇尚正义是密不可分的，必须以正义为标尺，所谓“主忠信，徙义，崇德也”。以“义”为前提的讲信修睦也是经商的重要原则，荀子力赞“良贾”，认为“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，货通财，而国求给矣”，吕不韦更将“义”看作是“万利之本”，以崇正义为前提的讲信修睦才能真正持久。
尚和合、求大同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之精髓。讲信修睦作为大同世界的理想境界，追求的是和平、和睦的世界。“民无不足不赡之患，而有亲逊和睦之风，故图谋蔽塞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门户之扉从外合而不关闭也。”这种社会理想充分反映了讲信修睦的处世之道和价值追求。讲信修睦、协和万邦也是中国古代外交的基本原则，在对外交往中推行“教化”的方法，“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”，以自身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德行来进行感召，而不是使用武力手段迫使其屈服，体现了对外关系中讲信修睦的价值运用。荀子有言：“致忠信，著仁义，足以竭人矣，两者合而天下取。”如果能够行忠信、明仁义，做到讲信修睦，那么天下人都会来归服；反之，如果不能讲信修睦，那么也将失去对外的友好关系。《群书治要·傅子》中举周幽王烽火戏诸侯，齐襄公失信于部将的“瓜熟之约”，楚国对内失信于民、对外断绝与邻国友好关系等例子，充分说明没有做到讲信修睦的严重后果。“信以守物”“上下和睦”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“以和为贵”“国虽大，好战必亡”的箴言，更有“化干戈为玉帛”“睦邻友好”“天下太平”“天下大同”等理念。回溯人类文明史，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，讲信修睦、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造就的尚和合、求大同的文明特质起着重要作用。
总之，曾栉风沐雨但仍巍然屹立于东方的中华民族高度重视讲信修睦理念。《群书治要·傅子》中有：“盖天地著信而四时不悖，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，王者体信而万国以安，诸侯秉信而境内以和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。”天地显现其诚信，则四季运行和谐；日月显现其诚信，黑夜白昼便交替正常；天子体现其诚信，则各个诸侯国便安定和睦；诸侯讲究诚信，则国内和平；君子践行诚信，就可以安身于世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，充分挖掘讲信修睦对于身心和顺、社会和谐、国家安定、世界和平的时代价值，不仅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，也能够为世界各国合作共赢、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道德支撑。
◎本文原载于《北京日报》（作者刘余莉，邢梦潺），图源网络，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如有侵权，请联系删除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