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37年叛将人数高达49人，唐代为何出现很多叛将？原因是什么？
唐朝廷在地方拥有强大的控制力，武将叛乱发生时，皇帝依靠中央的正统地位，迅速组织讨伐军，几乎未尝败绩。叛将难以对朝廷构成实质性威胁，皇帝只需一纸诏书便可将其剿灭。因此，唐朝前期的武将基本难以形成割据势力，难以公然违抗朝廷命令。
自武德元年（618年）至天宝十四载（755年）这137年间，共出现了49名叛将。唐高祖和唐太宗各有12名叛将，高宗6人，武则天3人，中宗2人，玄宗（755年以前）14人。叛将中不仅有汉族，还有突厥、棘鞠、高句丽、獠族、龟兹、契丹、奚等少数民族。49名叛将中，汉族占28人（约57.1%），少数民族21人（约42.9%）。
由此可见，尽管唐朝对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，双方关系仍旧紧张。少数民族首领时叛时降，态度摇摆不定。唐高祖时期是唐朝建立和统一天下的关键阶段，李渊以关中为根据地，受隋恭帝禅让，取得政权合法性。隋末割据势力或被平定，或被迫归顺唐朝，但这些割据势力仍保有较强的独立性，他们名义上顺从朝廷，一旦时机成熟便会反叛，再次割据。李轨、李密、刘季真、徐圆朗、高开道、辅公柘、张善安等隋末割据势力首领均成为唐高祖时期的叛将。
唐太宗至唐玄宗时期是唐朝的鼎盛时代，先后出现“贞观之治”和“开元盛世”。这时期的皇帝不断加强中央集权，地方治理较为稳固，但皇位继承却屡遭动荡，成为政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。因而，这一时期的叛将大多与皇位更替紧密相关。
唐代前期皇位更迭多伴随着宫廷政变，如唐太宗通过“玄武门之变”夺取皇位，中宗借“神龙政变”复位，睿宗因“唐隆政变”登基，玄宗则在“先天政变”中清除太平公主势力。政变背后往往依赖禁卫军，尤其是驻守玄武门外的军队，因此武将容易陷入权力斗争，许多政变失败者及其党羽被冠以“叛将”名号，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
唐朝前期对少数民族推行羁縻政策，任命其首领为官，因少数民族善于战斗，多担任武职，叛乱的少数民族首领往往同时是武将。
天宝十四载（755年），安史之乱爆发。以安禄山、史思明为首的河朔武将以“讨伐杨国忠”为名，发起叛乱，唐朝陷入长时间战乱。自此，中央集权被严重削弱，地方势力崛起，地方对中央的控制力明显下降，藩镇割据局面正式形成。
唐朝后期进入衰落阶段。盛极而衰，天宝十四年（755年）十一月，安禄山以“奉恩命讨逆贼杨国忠”之名在范阳起兵，安史之乱全面爆发。此战争长达八年，至宝应二年（763年）史思明死去，部分叛将才归降，乱事才得以平息。安史之乱导致唐朝国力大幅削弱，黄河中下游遭受严重破坏。
安史之乱之后，唐朝内忧外患交加。内部藩镇割据，频频反叛，战争不断；外部边境少数民族如回纥、吐蕃、契丹等频繁骚扰。朝廷失去对地方的有效控制，地方势力凭借军权割据一方，试图实现土地世袭，形成稳定的藩镇割据格局。
为抑制地方割据，朝廷多次动兵剿叛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战争持续不断。自天宝十四年（755年）至天祐四年（907年）这153年间，叛将数量激增至111人。玄宗晚年及其后各朝皇帝时期均有叛乱发生，涉及汉族和多个少数民族，如杂胡、突厥、奚、高句丽、契丹、棘鞠、回鹘、沙陀、党项等。111名叛将中汉族占绝大多数（约86.5%），少数民族仅约13.5%。安史之乱期间尤为严重，安禄山、史思明成为叛乱领袖。
唐王朝的君主专制体制因安史之乱而削弱，地方节度使趁势崛起，掌握了军政大权，成为割据势力。肃宗、代宗为缓和战乱，对降将采取宽容政策，将河朔郡县分封予他们为节度使，正式开启了藩镇割据的时代。节度使往往将职位世袭，导致与中央矛盾激化，引发多次武装冲突。
唐德宗时期是唐朝中后期战争频发的阶段之一。德宗试图改变姑息政策，强力削弱藩镇势力，以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之子李惟岳继位为借口，引发李惟岳、魏博节度使田悦、淄青节度使李纳和山南西道节度使梁崇义联合反叛。因赏赐分配不均，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朱滔与恒冀观察使王武俊也加入叛乱。
关中地区，因赏赐微薄引发泾原兵变，唐德宗西逃奉天，泾原军推举朱泄为首领。李忠臣、李楚琳等不满朝廷的武将也参与其中。唐朝已近崩溃，叛将相继称王称帝，史称“二帝四王之乱”。梁崇义被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平定，李希烈后来也参与叛乱。平叛的郐宁节度使李怀光联合朔方军与朱洮一同反叛。
这场因削藩激起的战争持续多年，直到唐德宗放弃削藩政策，赦免叛乱藩镇，才得以平息，对唐朝历史产生深远影响。
唐宪宗即位后，任用武元衡、裴度为相，采取强硬措施对付藩镇，先后平定夏绥银节度使杨惠琳、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、浙东李镝、淮西吴元济、淄青李师道等藩镇，恢复中央威信。成德、卢龙两镇因此臣服，标志唐朝中兴的开始。
穆宗继位后，推行宰相萧倪、段文昌的“销兵”政策，结果激起河北藩镇反弹，河朔三镇再度割据，中央失去控制。敬宗时期的李同捷之乱和武宗时期的刘稹之乱均因觊觎皇位引发。懿宗时期爆发的庞勋之乱，则成为唐朝灭亡的导火索。
至唐末，朝廷已失控于节度使，藩镇干预朝政，扶植代理人，兵临京师，镇压异己。节度使为扩张势力，持续征伐，形成几个强大割据的藩镇，不受朝廷约束，不断兼并周边地盘。
东部有宣武节度使朱全忠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争夺河北，多次爆发激烈战争，地方武将亦在其中游走权衡。剑南地区，唐昭宗曾赦免陈敬碹，但属下不听令，王建率部攻破成都，自立为节度使。
关中则是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势力强盛，联合镇国军节度使韩建、郐宁节度使王行瑜进攻长安，控制唐昭宗，引发朱全忠入关围攻凤翔。昭宗被朱全忠控制，迁都洛阳，最终被朱全忠杀害。哀帝继位后也被朱全忠取代，中国随之进入纷乱的五代十国时代。
古代武将掌握兵权，是国家命脉所在，军队既是统治稳定的关键力量，也是动乱的根源。历代统治者都对武将保持警惕。唐代初期设有御史监军，后由宦官接替，皆为防范武将权力过大。叛将作为武将中的特殊群体，借军权反抗中央，发动叛乱，失败后多遭屠戮，波及家属。
根本原因是专制中央集权体制内部的矛盾。自秦始皇统一中国，建立皇权至上的专制中央体制，地方必须服从中央，武将作为国家官僚体系一部分，服从皇帝指挥。
但武将常被卷入朝廷政治斗争，成为牺牲品。唐朝中后期，藩镇割据现象严重，节度使成为地方实际掌权者，试图世袭土地，中央与叛将的矛盾本质上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矛盾，促成了大量叛将的出现。
中国历史上，武将功高震主，兔死狗烹的例子比比皆是。汉高祖十一年（前196年），为汉朝立下赫赫战功的淮阴侯韩信，在临刑前感叹道：“狡兔死，良狗烹；高鸟尽，良弓藏；敌国破，谋臣亡。天下既定，我终当遭此厄。”道出了历代功臣特别是武将的悲剧命运。
功臣集团尤其是手握兵权的武将，历朝皆被皇帝重点防范。许多名将非死于战场，而是遭到君主猜忌。皇权独尊使得皇帝与武将间矛盾不可调和，皇帝一方面依赖武将平定天下，另一方面又严密防范武将权力过大。
本账号部分内容与图片采自网络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仅供学习参考，严禁用于商业用途。如无意侵犯任何媒体、企业、个人的知识产权，请联系删除，本账号平台不承担任何责任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